醉乡记

　　从前我曾游至一地方，一到那里就浑身发软，歪歪倒倒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天地因此变换了位置，日月因此失去了光明，眼睛因此发花，心因此荒乱迷惑，身体因此衰败不堪。我向别人打听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回答说：“畅快舒适的地方，可以尝到美味的地方，可以徘徊闲散的地方，这里便是醉乡。” 　　啊！这里便是醉乡了吗？古人果然没有欺骗我。我曾听说刘伶、阮籍这一类的人迷恋醉乡的事。在那个时代，国土沦丧，中原纷乱，天下的人，放纵自己痛饮之后便颠颠倒倒，一个接一个不断的进入醉乡了。据我所见，那里不曾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，有的人认为那里可使人消除忧愁。如果是可以消除的，就不是真的忧愁；如果是真有了忧愁的人，或许也不必去消除它。何况醉乡实在不能使人消除忧愁，那么，进入醉乡的人，都是没有忧愁的人。 　　啊！自从刘伶、阮籍以来，醉乡遍及天下；醉乡有了人，天下就没人了。这样的境况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颓废消沉，萎靡不振，进去了就不知道出来了。虽然不曾进去而被迷惑了想进去的人，难道没有那样的人吗？而昏聩无能，丧德败乱的人，常被人指着他们取笑的人，就真不愧是醉乡中的酒徒了啊！

乡陬（zōu）：偏僻的地方。 陬：隅，角落。 颓然靡（mí）然：颓唐萎靡的样子。该句以下七句，均系写酒醉时的状况。 昏昏冥冥：昏暗不明。 眩：眼花，看不清。 荒惑：恍惚迷惑。“荒”通“恍”，恍惚。 败乱：受到损害扰乱。 酣（hān）适：酣畅适意，指痛快饮酒。方：地方，处所。 甘旨：美味。 徜徉（cháng yáng）：安闲自在。 刘伶、阮籍：俱为西晋人，与嵇康、向秀、王戎、山涛、阮瑀、阮咸等五人交好，世称“竹林七贤”。刘、阮好酒，刘伶尤甚。《晋书刘伶传》说他“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使人荷锸（chā）而随之，谓曰：‘死便埋我。’” 神州：中国。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”。 陆沉：国家陷于灾祸，有如大陆沉沦。 鼎沸：形容局势不安定，有如鼎水沸腾。鼎，是古代的一种炊器。 或以为可以解忧：曹操《短歌行》：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。”相传杜康为始造酒者，曹操诗以杜康为酒之代称。 “其不入”二句：意谓不入醉乡而昏迷荒惑的清醒之士，还是有的。 “而荒原”二名：醉乡中的荒惑败乱者，不自知其昏迷颠倒，反指清醒者为可笑。

　　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“醉乡”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。从表层意义上看，所谓“醉乡”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；但总观全文，便可悟出，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。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，在这个社会里，“昏昏冥冥”，“天地易位”，“日月失明”，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“心荒惑”而“体败乱”，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．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。 　　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，文章在对“醉乡”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，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。饮酒无度，以醉酒来逃避现实，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，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。他们所以借酒浇愁，其原因便在于“当是时，神州陆沉，中原鼎沸”，司马氏篡魏之后，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，承认它的合法性，便滥杀无辜，杀人之多，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，都吓得“复面箸床”。政治的黑暗和恐怖，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，“放纵恣肆，淋漓颠倒，相率入醉乡不已”。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，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：产生作者所见“醉乡”的缘由，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，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。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，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。至此，文章一笔折转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以吾所见，其间未尝有可乐者”，所谓“酣适之方，甘旨之尝，以倘以祥”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，而亡国的苦痛，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。然后，文章再推进一层，剖析“可以解忧”的说法，“夫忧之可解者，非真忧也；夫果有其忧焉，抑亦必不可解也。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”。这节议论，激切峻急，纵横恣肆，语语转，笔笔紧，层层推进，剖析入微。 　　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，作者写此文的目的，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，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，称扬那些“不入而迷”者，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，所以他沉痛呼号：“自刘、阮以来，醉乡遍天下。醉乡有人，天下无人矣！”社会尽管已是如此，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，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“真醉乡之徒”时，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。 　　这篇《醉乡记》和《河墅记》、《芝石记》等一样，都是浑然而一、神气流通的作品。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，显得特别完美。为了避免文字狱，作者匠心独运，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，通篇不离“醉乡”，又笔笔都在写现实，写醉乡是虚，写现实是实。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，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，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。

清王朝开国之初，为了巩固政权，曾以残酷的杀戮来镇压汉民族的强烈反抗；在思想文化界，又屡兴文字狱，以打击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清绪。刚刚经历了亡国之痛的士大夫阶级和下层知识分子，还未完全从黍离悲感中解脱出釆，立即又被置之于严酷的思想钳制之下。对故国的怀恋，对世事的失望，对新王朝的抵触，种种情绪渗和在一起而又不得渲泄，不少人便在这种强烈不满而又回天无力的悲哀中醉生梦死，自甘沉沦。这篇散文作于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。和唐宋古文大家一样，桐城派作家也喜欢在艺术形式上摹仿前人。戴名世这篇文章便脱胎于初唐作家王绩的名篇《醉乡记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