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哀慨的深切和思致的奇特看，《乌生八九子》完全可与《蜨蝶行》比肩、颉颃。
不过，此诗的主人公，已不是翩翩翻飞的蝴蝶，而是只生养了八九个雏鸦的老乌。当初，它的窠巢筑在“南山”，日子过得大约颇艰辛；而今，“乌子”们长大了，便放心地迁居到了这“秦氏”家的大桂树上。悲剧开场的时候，几乎一无征兆——它们“端坐秦氏桂树间”，正“喳啦”、“喳啦”地欢快聊天。
随即是可怕敌人的上场：“秦氏家有遨游荡子，工用睢阳强、苏合弹”——这位浪荡公子，正经事不干，弹雀射鸟却颇在行。只要瞧一眼他手中所执的，竟是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所产的强弩、苏合（西域香）配制的带香弹丸，便知有多凶悍和豪奢了。
倘若乌鸦母子警觉些，这场悲剧便不会发生。但也许这浪荡子过于诡诈，掩近树下简直悄无声息；也许老乌才来秦家不久，全不知晓此刻处境之凶险。诗中由此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一幕：当树下的浪荡子凝神屏息、“左手持强弹两丸”之际，恰正是乌鸦母子“端坐”树间，聊得兴高采烈之时——前后文描述的强烈反衬，使这幕悲剧的发生，带有了牵人心魄的效果。
诗中传出的一声惊嗟之叹（“唶我”），刹那间改变了一切：“一丸即发中乌身，乌死魂魄飞扬上天”——猝然中弹的是那老乌，它刚才还沉浸在母子情深之中，此刻却已扑楞楞惨呼而坠。伴随这一景象出现的，恐怕还有那八九只“乌子”的四散惊飞和哀哀悲啼：读者的心被震颤了，这幕突发的悲剧，也已演到了尾声。——这一切情景，与《蜨蝶行》均极相似。按照后者的格局，这幕悲剧既已结束，诗也便该收住了。
但此诗非但没有收笔，却出人意外地续上了一节垂死老乌的自伤自叹。“阿母生乌子时，乃在南山岩石间”——首先涌上老乌脑际的，是它当年生养乌子的难忘景象：那是在高高的南山上，峰岩丛立，有谁能知道我乌鸦母子的居住之所？就是知道，那溪径幽曲的悬崖高处，又有谁能光临、窥伺？刹那间的忆念，把老乌带回了多美好的往事；在“蹊径窈窕（幽深）安从通”的长声嗟叹中，诉说着老乌搬居秦氏桂树，而惨遭祸殃的伤痛和悔恨。此刻，这悔恨却是再也无可追补、无可挽回的了。——在“目睹”了这幕悲剧之后，读此四句，真可令人嘘唏泣下。
奇特的是，老乌的嗟叹却陡然倒转，由自伤转入了自慰：“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，射工尚复得白鹿脯……”在“魂魄飞扬上天”的时候，它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同类——上林苑的“白鹿”、摩天高飞的“黄鹄”和深居洛水的“鲤鱼”：它们都曾小心翼翼，躲避着“射工”、“钓竿”的伤害，结果白鹿成了射工口中的脯肉，黄鹄烹作后宫品尝的佳肴，连洛水深渊的鲤鱼，也照样被钩钓而出、难逃一死。这样一想，伤痛的老乌终于得到了一些安慰：“人民生，各各有寿命，死生何须复道前后？”这便是老乌死去的刹那间，所闪现脑际的最后一缕思绪。
初读起来，这结尾之旷达自慰，似乎大大消解了这一悲剧所带给读者的沉重感。然而，仔细涵咏，便能体味到，在这旷达自慰中，实包含着人生最深切的沉痛。如果说，乌鸦母子的惨遭灾祸，还多少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话；那么，有了结尾这一节“白鹿”、“黄鹄”、“鲤鱼”悲剧的连翩而现，读者该瞥见了一个非常广大的、充满凶险的悲剧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，无辜的受害者不管躲得多远、藏得多深，也都无法逃脱被掩捕、被射杀、被宰割的命运。则乌鸦母子即使不迁来秦氏桂树，也不可能有更好的遭遇。清人沈德潜曾指出，在诗歌表现中有一种“透过一层法”，即“明说不堪，其味便浅”，“转作旷达，弥见沉痛矣”（《说诗晬语》）。此诗之抒写老乌遭祸的伤痛，终于在四顾无诉中转作自慰自解之语，正以“旷达”之思，表现了这种不便“明说”而又恨、痛无尽的人间悲哀。个别的悲剧，由此得到了广大背景的映照；偶然的灾殃，由此升华为无可避逃和幸免的必然——这样的灾殃，在西汉武帝之世酷吏横行时，曾屡见不鲜；在元、成之际亦源源不绝。
由此看来，《乌生八九子》正与《蜨蝶行》一样，借自然界鸟禽、昆虫的遭际，抒写了社会中受迫害、受蹂躏者的凄惨命运。从表现方式看，均思致奇崛、意出尘外；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广看，《乌生八九子》更多耐人寻味的意蕴。